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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10月4日，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的重要作用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小组，朱维究是成员之一。1989年4月4日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。“怎么评价行政诉讼法出台的重大意义都不为过。”朱维究曾多次强调，如果没有这把“民可以告官”的“尚方宝剑”，行政法治的推进之路，恐怕要艰难得多。
家庭中流淌的家国情怀，早早在朱维究心中埋下种子。1962年，朱维究考入北京政法学院（中国政法大学前身）。没想到，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。“习法弄政本非我最初志愿，文学、历史、哲学和西方语言学，这些更自由、更鲜活的学科才是我所爱。”她回忆，高考那年，自己最向往的是北京大学西语系，却因为一道课本注释的小题失分，最终偏离了最初的人生构想。
恢复重建的前两年，她的脑子几乎一刻没停过：同事们讨论问题，她边听边记笔记；中午给大家做饭时，炒着菜还在琢磨刚才讨论的理论难题，“作为行政法教研室第一任常务副主任，所有科研、教学工作我都亲自安排，还参与了国务院法制局清理法规的繁重实务，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位教师，一点点艰难地构建起中国行政法专业课的雏形和基础。”
1982年6月，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正式编印了《行政法概要教学参考资料选编》，作为校内教学用书，朱维究是主要编者。“那时候，大多数人只知道刑法、民法、经济法，却不知道行政法；只知道司法机关要依法办案，却不知道行政机关也要依法办事。”朱维究坦言，直至上世纪 80年代中期，中国仍缺乏规范行政行为、行政责任、行政救济的基本法律，行政管理的大多数领域尚无法律调整，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行使职权，主要遵循的还是政策性文件。
后来，行政立法研究小组组长提出“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，先制定行政诉讼法，再推进行政实体法法典化建设”的建议。“这个建议被采纳后，研究小组就集中精力推动行政诉讼法的制定。”朱维究回忆，起草过程中，她恰好负责国家赔偿问题的调研和草拟工作，“因为自己的遭遇，我格外清楚：必须使国家责任法律化，让公民权利有法可依”。
“只要是行政机关侵犯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，原则上都能起诉，除非法律明确排除。”朱维究认为，行政诉讼的本质是“民告官”，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，而“兜底条款”最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精神——“法律站在公民一边，只要你的合法权益受损，你就有权利起诉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民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动和弱势地位。”
1983年，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《行政法概要》出版，朱维究担任这本教材的责任编辑。“做责任编辑特别占便宜，所有人的稿子我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看。这个过程中，我还能起点作用，哪些东西留下来、哪些东西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王（名扬）老师写的‘行政行为’那一章，当时应松年老师和我多方婉转做工作，最终说服主编王珉灿把这一章留下来，标题就用‘行政行为’。”朱维究说。
她的理论始终拒绝“照搬西方”，但并不拒绝参考借鉴国外好的制度。上世纪90年代，学界流行“借鉴西方行政法理论”，有人说她的“新管理论”“太本土化，不够国际”。朱维究没有反驳免费游戏下载，而是带着学生翻译了德国、日本的行政法教材，逐章对比分析：“人家的理论是基于他们的行政体制，咱们的县乡两级政府要管宅基地审批，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不存在，怎么能直接套用？”
早在1994年，朱维究就主编了《政府法制监督论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监督机制》。她认为免费游戏下载，应该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规定以及我国国情，对政府应当进行全方位的监督：不仅仅是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，应当包括人大监督、政协监督、司法机关的监督（行政诉讼）、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等完整的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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